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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08月07日

林榮基萬言書全文

32,451

親述【銅鑼灣書店】事件
拉開窗簾,日光猛然瀉進來。天邊的雲層捲得低低,將鯉魚門一帶,壓成一小塊。天海一色,海面沒見幾艘船隻。優美的海岸線,襯上幾座墨綠色小山,本來一幅大好風光,讓對岸的堆填區破壞了;眼角餘光,山坡像块撕開的傷口,露出片片泥巴。下面十幾座貨倉、二三幢車廠,將海灣圍成避風塘。幾支躉船吊臂,各自從防風雨的綠帆布艙口伸向天空。毗連旁邊的盡是小船、駁艇。隔著狹窄的水道,泊了幾艘拖網,船舷黑白雙間,臨近黃昏,依然耀眼。
遠望海岸天色,想起那段經歷,斷斷續續,不太真實。
【韶關】
保釋候審期間,我被安排到圖書館做義工,工作輕鬆,按編號上架,比分科容易。由於是兒童部,學生上課,因而沒多少事做。時常早下班,到附近的咖啡館閒坐,或者在江畔散步;每天,總有太多時間。
小城三江六岸。起程之初,問押解我的專案組員,韶關有多大?二人搖頭,未去過。我大約三十年前,跟團經過采風樓(風采樓),再去南華寺,住城外,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,等於未住過韶關。抵步當天,問接管我的勞警官,他開著車子,笑而不答,大有來日方長,不妨慢慢逛。
比起單獨囚禁寧波,不准踏出房間半步,只能望天打卦,人在韶關,相對自由得多。在酒店安頓好,當晚看地圖,不甚了了。最後用押解我到當地的史先生給我的手機檢索,才知大概。
整個韶關市,分成三區:曲江、湞江和武江。面積大不過九龍。我住的是湞江區,人口只有31萬,不及官塘一半。大抵過去五個月,一直對我提審的專案組,見我表現順從,不擔心我有異動,辦完移交手續,陪我重遊舊地,去了趟丹霞山,三天後返回寧波。
此後星期日、一放假,到圖書館上班,傍晚去派出所報到,變成日常生活。
我後來公開事件,大陸就利用輿論抹黑,明眼人都知道,那是想掩蓋事實。除了幾個同事和我的女友,讓我覺得意外的是,居然有人強迫陳館長上電視。為甚麼說是強迫呢,因為館長私下跟我說,早知道事情原委。那天看他上電視表情十足,不禁替他難過;一個正直的文化人,被迫公開做違反公義的事,必然內心有愧。但願他知道我理解他。
由於我這種保釋犯,算是小兒科,毋須動用到市級單位,於是把我轉到地級派出所,交由周警官看管。韶關地處粵北,也是南方,稍為翻過書的人都知道,中國有南北差異,一般而言,北方較南方保守。根據從何而來?看近代史就明白,幾次近代革命在那裏發生?不就在廣東嗎,這是因為廣東早已跟外國通商,外國人開明的辦事作風,隨經商傳播到此;而所謂革命,說到底,正是新思潮帶動社會改革。這就不難理解,南方一向較北方開明。
周警官何止開明,我有時覺得,他比我更世故。除第一次在派出所辦手續,他穿著警服,以後見面,都是普通衣裝。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,跟他接觸,是無法覺察他是當差的。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辦公桌後,跟押解我的人互簽文件,到我劃押時,多次打量我,神色嚴厲。我不覺暗暗叫苦,眼前分明是個惡吏,不要說平時避之則吉,如果是朋友,也是少交為妙。可我卻要留下跟他相處。當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,等他們談完正事,握手送客,關上房門,回頭笑了笑,態度卻友善起來。
返回桌子,他拿出保釋文件,向我重申,必須遵守所有條文,如違反任何一項,會立刻取消。接著檢查手機、看我住的房間。
周警官前後兩種態度,讓我有點意外。開始是每天到派出所報到,周警官就摘事記下,然後問話。下班有沒有遇見甚麼人?有沒有向人透露住址?接過來歷不明的電話嗎?有沒有向傳媒--特別是香港傳媒談過情況?諸如此類。我當然照實回答,如讓他發現虛報,等於違反保釋承諾,會將我收監。周警官負責社區工作,近似香港警民關係,經常外出,每天回派出所問話,太花時間,於是改在酒店大堂。這樣不久,他有時沒空,乾脆電話聯絡,做些筆記,如此了事。又不久,他看管我愈來愈鬆,到後來見我放假,有點無所事事,著我跟他去探訪民居--甚至看他的朋友。
由於常常見面,一同外出,周警官跟我無所不談,惟對的我案件,卻鮮有提及。只在語言間聽出他非常了解,對我所謂的犯罪行為,看得很輕。
又不是殺人放火,不過幫人打工,寄幾本書,算得了甚麼?他私下表示過。
周警官臉肉橫生,粗眉角眼,有點哨牙,生就一副惡相。後來看慣了,原來兩碼事。當他默不作聲,若有所思的時候,甚至顯得有點笨拙。我開始時給騙過,觀察他怎樣跟人打交道,才漸漸明白,周警官原來是個隨和的人。沒幾星期,專案組的人又來,約略找我問話,周警官坐在那張柚木桌後,不苟言笑,有時講幾句我的表現。晚上周警官請他們吃飯,我不便在場。至於他們密斟甚麼,周警官沒說,大約是商量處置一隻圈養的羊。
把我圈養在韶關時,他們千不該萬不該,居然給我手機,真是一把兩刃刀。為了監控,他們交我一部小米,要求待機,隨時追踪。這是一個不小疏忽。囚禁寧波時,是十一月份,由於我分居的妻子報案,傳媒已查探到一家小書店四人失踪,公開了事件,不獨全港譁然,也引起外國傳媒關注,連篇累幅報導:大陸政府涉嫌破壞一國兩制。為了平息事件,他們漏夜要我報平案(安)。提審我的史先生是寧波人,不會廣東話,先把我要說的話,用廣東話寫在紙上,後來不放心,找個曉廣東話的刑警在旁監聽,怕我透露關押地點。那時候我處於隔絕狀態,對香港發生的事惘然無知。
意外穫(獲)得手機,我約略瀏覽韶關地圖,就拼(拚)命查看相關報導。當我清晨五六點,站在濠景酒店三樓8315房窗口,天色初明,透過那棵巨大的樟樹枝葉間,看著疏落的汽車從環形天橋底穿過,開始尋思得到的訊息。儘管那些全是党報党媒的報導,但從中國外交部幾段簡單反駁美國國務院、歐洲議會的外電聲明中,我知道事情鬧大了。
而然有許多細節仍不太明白。怎麼張志平、呂波和李波都被關押起來呢?在寧波時,那個姓史的讓我看過桂民海的資料,說他十三年前,因為醉駕撞死一個女大學生,後來用假證通過泰緬邊境棄保潛逃,目前已關押起來,等著追究判刑。姓史的要求我寫一份對桂民海的感受,想看我的取態;如果態度正確,對日後判刑有點幫助。我當然大感意外,原來我的老板在大陸有刑事在身。醉駕撞死人、棄保潛逃,不要說大陸,在世界任何一個文明社會,也是該譴責的。當我把幾百字感想交出,姓史的又給我一篇文章,那是內地一個記者舊文,批判桂民海身為一個中國公民,如何犯了事卻不肯承坦責任,最後一走了之。但我細讀內文,反而疑竇頓生,裏面說桂民海保釋被判緩刑,於理不合。一個被判緩刑的人,怎麼可能棄保潛逃呢?反正不用坐牢,最多賠償了事。只有笨蛋才逃跑。該文顯然是事後寫的。在桂民海出走後,內地法院才宣判他緩刑,好讓人覺得,連緩刑都不肯,桂民海應該千刀萬婉(剜)。姓史的多此一舉,讓我覺得事件真假難辨,但那篇文章,分明做假。
大有千頭萬緒,理不出個所以然。在寧波被提審二個月後,即2016年初,他們才出示具文檢控我,在香港通過郵寄大量圖書,觸犯了中國法律,罪名是《違法經營書籍銷售》。先不說我是打工,只屬從犯,書籍在香港進行交易,本來就合法,所謂違法經營,是完全站不住腳的。這條罪行缺乏法理依據。何況郵寄的是我,把我捉將審查好了。如果說呂波和李波由於是股東,算是主犯,那張志平呢,他不過是打工,沒有理由把他也關押起來的。這不等於有個香港老板,說過反對中國政府的言論,不但把那個老板,甚至連打工,等他們進入中國大陸,一併扣押起來,告以煽動宣傳叛亂罪同樣荒謬嗎?又或日(曰),書店曾經通過網絡郵購,在大陸網銀進行過交易,等同在內地經營。且不爭拗大陸法例有沒有這條文判定,即便有,大陸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,通過司法程序,進行控告,怎麼可以不聲不響,像黑社會那樣,待書店的打工和股東,先後進入中國境內,突然通統扣上手銬、矇(蒙)眼押解到寧波的呢?

艷女拍門刻意安排

在韶關三個月,我始終搞不清楚大陸關押我們,怎麼又會牽涉到破壞一國兩制?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脅迫上大陸,不像我們三人過關押走。我試圖從那些党媒的報導中,尋找一些蛛絲馬跡,可始終窺探不出究竟。就在三月底,我被押解到韶關前三天,突然轉送到深圳的麒麟山莊,跟他們見面。在豐盛的晚宴上,我們談及寧波監視居住的情況。那時我才知道,張志平和呂波關押三個月後,已獲保釋,二人分別到過東莞和東北。再過幾天,他們還可以回香港,辦完私事再返大陸。李波當時言笑妟妟(晏晏),說是自願回來執手尾,對於發生這樣的事,很抱歉。為了表示誠意,他拿給每人十萬元作為補償。到第三天一早,我被關押五個月後,又從深圳押到韶關,開始了保釋候審生活。
周警官愛散步行山,我也一樣。有一次在他家樓下起步,沿北江去百旺大橋,快到那裡的近水樓台,我問他,為甚麼寄書這件小事,會搞成國際事件的?周警官像聽不見,指著堤外說,你看,昨天江西下大雨,今天北江發大水了。我看著翻滾的濁浪,明白他不想談。
周警官對我夠好的了,沒將我當罪犯,像朋友一樣看待。他同情我的處境,但他不想牽涉進去。過幾年他退休了。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兒。他想安享晚年。他生在這種體制下,就要按這種體制生活。勿再說了,好不好?我們保持步速,周警官不發一言。但我聽見他的心底話。
四月一天深夜,有人拍門,覺得奇怪,我在韶關沒有朋友,除了周警官。要不是勞警官?他偶然來看我,但他跟周警官一樣,都住武江。有甚麼急事?停下音樂去開門,兩個小姐站門外。前面的稍矮,樣貌不怎樣,另一個有點姿色,跟我差不多高。兩人默不作聲。目光朝陌生的臉孔上游移,我忽然明白過來。搞錯了,我說,要關門。然而門邊被人用腳頂住。甚麼?前面那個問。原來不曉廣東話。搞錯了,我再說一遍。她們看著我,沒打算離開。我約略看門邊,向她示意,最後她明白了,我隨即關門。
回到香港後,當我在立法會休息室小憩,陪我的何俊仁收到whatsapp,打開看,然後說,還沒見記者,抹黑先來了。我看看,門外像舊居,裏面的女人聲,聽得出是前妻。我記起這件事。現在回想起來,覺得恐怖,假使我當時亂搞,被拍下過程,現在有人拿出來公開,豈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證?這種艷遇看來刻意安排,那些人都防著我,處處留一手。
到了五月,專案組的人又來,這次除了觀察、同時通知我,北京批准我回港探親,但要把書店的電腦取回來。我大惑不解。上面只有讀者訂書資料。你們不是有軟件複印嗎?我被囚禁寧波時,專案組的人打開過,要我指認一些人。當時我非常詑異,怎麼他們都弄到手?是有人偷偷溜進書店盜取,還是找誰幫忙?我後來知道是李波,正是提審我這個史先生說的。接著他跟我解釋,用軟件複印本做呈堂證物不太可靠,書是你寄的,資料是你打上去的,由你帶硬件過來舉證,最靠得住。我被囚禁五個多月,又被迫留在韶關兩個月,待到六月起程,足足離開香港八個月。我掛念我的親人,我的老師。老師年老多病,快死了。我非得回去不可。
到了六月,專案組的人又來,這次換了人。原來史先生的副手不見了,來的是更高級別。史先生說是陳處長。他坐在疏(梳)化椅上,中間隔著茶几,看了我一眼,沒怎樣作聲。周警官泡完茶。請慢用,陳處長。周警官看看我,離開房間。
是這樣的,姓史的先開口,坐另一邊,帶著謹慎。去香港本來兩日,我們考慮過,你不宜留得太久,現在改為一日。他停一下,看看處長,那邊沒指示,於是又說,你看看怎樣?當時不是說好兩日嗎?我問,覺得毫無道理。現在改了,史先生看著我。我看那個處長。你也考慮一下。他說,然後喝茶。
【深圳】
快到廣州站,幾個乘客預備下車。我看一下表,大概10點到深圳北,中午可以過關了。隔著走道,他們坐另一邊。後面有人站起來,伸手取行李,姓史的稍稍欠身,回頭看了看。處長握著椅背,朝車窗外望。我靠回椅子,閤(合)上眼,看了一會兒書,有些眼倦。隨後高鐵緩緩起動。人在黑暗中,跟著輕微搖晃,感覺像上次那樣,如果被帶上手銬,同樣矇(蒙)著眼,只是方向相反……。
2015年10月24日我被十幾個人從關口押走,帶到深圳一個派出所,待到夜晚,兩個人進來盤問。你就是林榮基?隔著犯人欄,一個坐下來問。另一個很面善,我忘記在哪裏見過。他就是那個姓林的,面善的說,沒坐下。你知道你犯了甚麼事嗎?坐著的問。我搖頭,只能坐著,因為被鎖在犯人椅。是他了,那個面善的笑著,有點興奮,像捕獲了獵物。然後我認出他。幾年前我帶書過關,打算幫讀者寄,結果被發現了。那次扣留了六個多小時。詰問的是個北方人,五十出頭,廣東話說得地道,表示是國安局,說自己姓李。這個面善的後生,當時也自稱姓李,是當記錄的。問話三小時後,北方人查出我確實是小書商,不過幫人代寄書,沒別的企圖,於是離開房間,安排放人。兩個人待著,然後談起話來。沒想幾年後又踫(碰)面。
你升官了,我以為他認得我,可以證明我不過是賣書的,有點高興,覺得很快會離開。原來不然。我的話惹惱了他。他猛然拍枱就罵,你知道你現在是甚麼身份嗎?你搞寄書這種事,意圖推翻中國政府,我們是中央專案組的,我們就是向你這種香港人專政。我大為詫異,有些不大相信。我知道中央專案組是文革工具,用來對付階級敵人,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。
我覺察事態嚴重,但同時有點糊塗,想他再說一遍,以確定一下。可是他似乎意識到漏了口風,餘怒未消,只是瞪著我。旁邊那個打開筆記本,年紀也不大,三十出頭,示意同僚坐下,開始審問。
【寧波】
2015年10月25日夜晚,被扣手銬矇(蒙)眼戴上鴨舌帽,坐十多小時動車後,我被帶離車站,轉移到一架七人車,大概也坐後座。這之前在深圳關口,以至監視居住期間,多次被帶到另一個地點拍視頻,就是坐這種車子,夾在二人之間。經過約45分鐘車程,路有些顛簸,我被扶上一幢建築物二樓,進入房間。有人解開手銬眼罩除帽。我還沒看清楚環境,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,那裏有塊六呎高半透明屏風,用作蹲廁間隔,然後脫光衣服,大字蹲下接受檢查。跟著換上橙色囚衣、水泥色綿布運動褲。
我犯了甚麼事?矇(蒙)眼上動車之前,我的眼鏡被取走,猛然的燈光讓我只能瞇著眼,我再一次問。依然沒回答。
早上七點半被叫醒,梳洗完待到八點,然後吃早餐。那是碎成芝麻狀的粟米粥、一個鰻頭和煎蛋酸菜等。當我預備吃時,站在屏風下的看守走近,生怕我有別的動作。我一邊吃,一邊仔細觀察四周。前晚我在深圳被鎖在鐵椅上,審問完無法睡;在動車上雖然被矇(蒙)眼,但我一直強起精神,留意停站。我全程焦慮不安,迫切想知道押到哪裏去。昨晚我太累了,當他們指著一張床,示意我可以躺下,我倒頭便睡去。
一挨我吃完,看守立即把塑膠餐盒和膠匙取走,交給門口另一個看守;那個坐門口的,抱著雙臂始終盯著我。

穿上寧波拖鞋 開始關押

我知道稍後有人問話,趁這段空檔,我嘗試理清思路,搞清楚狀況。不過一天時間,我就被人押到千哩之外。我拿起給我穿的塑膠拖鞋,看看鞋底,上面印著生產地:寧波。我確信是被關到這個地方,因為昨晚下動車的時候,我偷偷地抬頭從眼罩邊看,瞥見亮著的寧波站牌,而前一個是雁蕩山。這裏是寧波嗎?我拿著拖鞋讓看守看,兩個人還年輕,看起來稚氣未消,還沒有被訓練成憤青。然而就像我多次追問,究竟犯了甚麼事,同樣無回答。我回頭看,後面那個也光盯著我。
這時,有兩個人進來。
我站起來,隔著兩張併起來的枱子距離,他們先是站著,等後面的看守離開,讓前面那個取來椅子,才先後坐下。那個高個子審視我一會兒,回頭確定看守走了,才坐下,打開帶來的手提電腦,另一個打開筆記本。也是先問姓名、香港住址、工作、職位、書店為甚麼頂讓給巨流等等,跟深圳審問的差不多。然後就問寄書的事,從甚麼時開始寄,寄的是甚麼書,寄了多少,通過何種方法寄,等等。我如實作答,他就用電腦記綠下來,一直臉無表情。那時我又試著問,我犯了甚麼罪行?高個子打字,沒表示。我看另一個,他靠著椅背,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,仿佛我大難臨頭,居然還不知道。然後那個高個子交我一張紙,要求簽字。上面列了兩個條款:一是答允自願放棄通知家人,另外就是自願放棄聘請律師。
這樣持續問話,從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,到年底變成二三次,他們問起書店的同事來。呂波、李波和張志平,你們是怎樣認識的?我一五一十回答,高個子又問我有沒有呂波的手機號。三人中我跟呂波比較熟稔,我們不但先後在田園書屋工作過,我還跟呂波的媽媽在田園共過事。我離開田園不久,他的媽媽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逝(世),作為同事,我當然要去送行。可以說我跟呂波交誼比較深。我記得被沒收的銀包中,有一張名片上記下他的手機號。他這樣一問,我倒以為呂波沒事,仍然在香港,我反而有些擔心起他仍在東北的太太來。我當時確實很天真,只要我詐作不知,名片上的手機號並沒寫上他的名字,呂波會沒事的。
真的不知道?我搖頭。我後來才知道,他們故弄玄虛,呂波其實比我更早關押起來。他們不過試探我是否老實。高個子最後對我笑了笑,我一直不解其意。
看守我的年輕人,每天二人一組,分六組每次兩小時,全日輪流監視。由於天天見面,有兩三個還不怎樣,願意跟我談些話。其中一個後生是當地人,生得相貌堂堂。有一次趁我梳洗,他拿著綁住繩子的牙刷,蹲下來悄聲說,隔壁有個人很高大,好像是你的同事。這之前我請他幫我留意過,他當時輕輕點頭,沒敢多說,因為不足三百呎房間,佈置了三個監視器。我停漱激口,才開始明白,那個提審員離開時,對我笑了笑,原來呂波也關押了,他知道我說謊。後來也是這個後生,幫我一個大忙。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,很喜歡吃幹媽醬(辣椒醬)?她有沒有哭?我立刻問,她非常膽小,這次累她受苦了。他約略點頭。再幫我一個忙我小聲求他,叫她不要哭,我就在她附近。然而他這次向我使眼色,有人在視頻看著呢,他幫不了這個忙。

防自殺措施使人恐懼

短短三個多月,孤立無援,我不曉得是在這種了無終止的審問下,還是在沒有罪名的、遙遙無期的關押中,開始想到了自殺。每當我仔細察看,四面牆壁都用軟墊包住,試圖撞斷頸骨顯然不行。上吊呢,樓底有近二十呎高,根本沒法把褲子扭成繩子掛上去。而那幅伸手不及的諾(偌)大的玻璃窗,本來有道鐵欄柵,卻被鐵絲網封掉,徒手掰不開。至於那個裝得高高的花灑頭,呈弧形狀,掛不上任何東西。整個房間佈置,讓人越看越恐懼。因為很明顯,過去有人被單獨囚禁,長期隔絕,最後精神崩潰,曾經了斷過。這種種措拖(施),正是防止人自殺。我那時大概就處於這種狀態,萌生了死念。對於死本身,我自覺不太害怕,反正人不免一死,我怕的是對死亡的恐懼。我忽然好像體會到,一個人尋死的內心感覺。
無法自殺,只好繼續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。然後又是不斷提審,直到2015年底,有一天,高個子打開電腦,讓我看上面的郵寄記錄。我暗吃一驚,但還是裝作鎮定,按他提出的問題,逐一解答。
這個人住新疆,為甚麼寄過幾包書又找廣東人轉寄?
那是先前郵寄被當地海關沒收了。我教他如果廣東有朋友,先寄那裏再轉寄,大多收到。為甚麼要先寄廣東呢?
因為廣東易寄,可能是進出口迭繁,只是幾包小書,海關忙不過來,不太為意。全國各省各市,怎樣寄書容易收到你都清楚?
我點頭。
你為甚麼這樣清楚?
寄多了,自然有經驗。
上邊這些摘要,就是要注意的事項?
我更靠近看,沒有眼鏡,屏幕上的字比紙字更難看。那是某些省份平郵和快遞的郵寄方法。其中一項註明,如寄杭州,平郵掛號多數沒收,因為平郵書籍會轉到上海,幾乎所(有)書籍到上海關口多數充公。如通過郵局快遞,會轉到溫州海關抽查。而溫州就像廣東一樣,進出口繁忙,快遞更易收到。
我再次點頭。看著屏幕,同時暗忖,讀者的訂書資料,他們是怎樣得到的?莫非是拿了我的鎖匙,派人到書店盜取--他們不是膽大妄為到跨境執法吧?
大約接觸多了,高個子曉得我寄書似乎沒別的企圖,而他也喜歡看書,有時當著副手,仍不嫌避忌。港台有哪本書最值看?他問。《黃禍》吧,我不加思索,也是禁書。書說甚麼?他有點興趣。我約略介紹,那是一本中國政治預言小說,寫得很有味道,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預言小說中,寫得最好的一本。即是非看不可?他笑著問,旁邊副手陪笑。然後他就關了電腦,預備離開。可不可以幫我換些書,我問。他看看旁邊幾本書,那是之前借我的。他知道我悶得發慌,尤其一個人處於了無期限的審問、了無期限的囚禁中,沒有別的寄托,是會胡思亂想,甚至會發瘋的。
過幾天吧,他看看我,拿起電腦,轉身離開。
平心而論,提審我的高個子--他後來自稱姓史--對我不算嚴厲,不像在深圳拍枱罵的憤青。那時我仍搞不清楚,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寧波刑警,抑或是中央專案組。對於自己的身份,他始終諱莫如深。過了幾天,姓史的又走來。我以為有書看,有些高興。然而他只帶著手提電腦,臉色有點陰沉,同他的副手一樣。像慣常等看守離開後,他打開電腦,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。
那是控告我《違法經營書籍銷售》的認罪書。抬頭是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。下項列了些年月日。我抬起頭,副手要我簽名,就像被囚禁寧波當日,被要求簽放棄條款。我想,既然上次簽了,這次不能不簽。儘管我知道這也是違法辦案。
很好,姓史的見我簽了,臉色稍稍寬容。接著他就把電腦打開,讓我指認一些人。我俯身看屏幕,是讀者郵寄資料。有些是通過電郵下單,未見過,有些是到店購書代寄。這個是甚麼人,你知道嗎?我看著游標上的名字,跟他說,都是些普通讀者,我不曉得他們的背景。然後又揀幾個,看我是否熟識。我一直搖頭,他知道我配合,我唯一說過的謊話,是呂波的手機號,這個他分明理解。
沒過幾天,要我寫悔過書,我本來沒犯罪,不知道怎樣寫。惟有這樣開頭:因為我犯了罪,現向中國政府誠心悔過……。好不易東拉西址,填滿一張A4紙。隔天副手來取,大約交給姓史的過目。我以為敷衍過去,走到窗下,又去望天。從這一邊,可以看見對面大樓。有時我藉故解手,走上蹲廁台階,踮腳察看外面。我數過大樓有二十面大窗,五層高,很可能跟這幢一樣。右邊還有幾幢。如果沒有霧,可以望見幾個山頭。後來我被安排拍視頻,移到走道另一間房,看到背面的大樓旁邊也是小山。估算我關押的地方,三面環山,早晚有霧,該是個地盆(盤)。加上那段時期,我被矇(蒙)眼坐車出去拍視頻,都是從右後邊來回,等於只有一個出入口,因而更加肯定。後來香港新聞報導,說關押我們的是寧波慈溪看守所,從照片上看,似乎搞錯了,至少那地方不像地(盤)。再加上我曾偷看過大門口,只有一個電動大閘,完全沒有標示的。

簽悔過書 只待判刑

一天姓史的進來,把悔過書放枱上,疊住幾張A4紙。他要求我重寫。我覺得很困惑,不知怎樣寫才能使他滿意。隔著兩張柏,他又打量起我來;每次提審,我有時答覆得可疑,就會用這種神情看我。他身材高大,如果稍為健碩,可能比呂波更魁梧。每次面對他,我不得不抬著頭。他的樣貌極容易辨認,尤其是鼻子,跟香港的陶傑有點似。顴骨不算大,因而顯得臉頰有點瘦。一頭短髮下,眼睛很善觀察人。我無法捉摸他的要求,到底他想我怎樣懺梅呢?強迫一個無罪的人寫悔過書,等於叫一個清白的人虛構案情?(同)樣可笑。我跟他對看。後來也許理解我,也許想把事情早早辦妥,他收回視線,想了想,最終坐下來,拿過紙,寫下五六個要點,算是教我寫,表示明天要交。
一到二月間,我簽了認罪書和悔過書。當時以為案件差不多,所有程序都辦完,只等上法院判刑。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,好讓我參考。2011年有個東北人,亦是犯了《違法經營書籍銷售》罪,金額三十多萬元,最後獲刑五年。他跟我說,如果中國政府追究我從2014年頂讓後的刑責,由於郵寄書款不大,只有十幾萬,很可能判刑兩年。我當時已經認命,知道上法院是走過場,大陸所謂法院只負責判刑,因為所有疑犯提審完,已定為罪犯,請律師不過是求情。沒料到事情原來不簡單。
往後他拿了些書問我,第一次約八九本,全是巨流出版物。你為甚麼向人推薦這本書?在過道另一間房,當天預備拍視頻。那是《習近平內部講話》。我跟他解釋,因為這本比較可靠。
為甚麼?那這些都不可靠嗎?他拿起其它書。我說這本書主要轉載習近平提出怎樣以意識形態管治,七不講內容有關普世價值、三權分立等,史先生你沒看過嗎?我隨便問,覺得有些奇怪,這書在大陸不易看到,一個喜歡看書的人,往往比一般人好奇,何況是禁書。姓史的看著我,沒說話。他大抵認為這類政治八卦書,全都做假,即大陸所說不「靠譜」,不值一瞧。我見他沒表示,於是接著話,七不講的內容其實兩年前網上瘋傳過,北京有個前女記者叫高瑜,當時轉發給明鏡雜誌刊登,後來作為罪證,被控告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,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。這就證明是裏面說的是真的?他這時問,還是不相信。當然不能簡單證明是真的,但中國官方卻從未否認--這時我看見後面的攝影師向我打手勢,要坐好,他預備拍了。
那時候已拍過些視頻,前幾次所謂的認罪,都是根據他們給我的劇本照本宣科。姓史的兼作導演。最奇特的有一次,當我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,車程大概半小時,在停車場下車,因為要上落樓梯,他們可能嫌麻煩,過早地幫我解開眼罩,讓我可以自己行。就在落到底層時,經過通道,一個女警迎面走過,肩上的警徽是寧波公安局。當我像上次那樣,走進同一間房,坐上犯人椅,預備拍攝的時候,那女警換了便服,也進來坐在牆邊。方小姐嗎?姓史的坐在狀似法庭的審問座,女警點頭,他打開案頭文件,約略核對一下,就又說,方女士坐著就好對方點頭。他的副手打開背後的攝影機,然後二人併排而坐。隨後一問一答,就按照事先排練好,依次進行。

認罪錄影 女警扮證人

錄影完後,我有些好奇,問姓史的,剛才那位女士坐著做甚麼?他一邊忙著收拾攝影器材,一邊說,那是證人。我不禁詫異,剛才那個分明是女警,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,而所謂的證人,就這樣隨便找?他們一直違法辦案不說,居然兒戲到這個地步,真叫人難以置信。
後來發生的事,卻不禁讓我擔心。為了申請保釋,後來拍了一個視頻,連同那篇悔過書一併交給北京,我當時正等消息,不想姓史的一天說,上面不滿意。那怎麼辦?我憂心仲仲,如果不批准,我可能過年要入獄。沒幾天聽到另一個消息,北京會派人來,說是觀察我。我當下覺得不妙。一下午,兩個人進來,我正在蹲廁旁邊洗衣,只好怱怱(匆匆)出來,返回坐(座)位。等他們坐下,我正預備坐,其中一個突然拍枱,表示不許坐。我吃了一驚,只好立著。另一個開口說,你知道我們是甚麼人嗎?我搖搖頭,驚惶未定。接著另一個又拍枱,我們是北京專案組的,你出這種書,詆毀我們國家領導人,你這種人十惡不赦,我們可以把你專政十年二十年,甚至專政到死,香港是無人知道的,甚至像虫子一樣把你掐死。這種突然其來的漫(謾)罵,我被鬧懵了,不知如何事(是)好。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們輪番咒罵。這樣漫(謾)罵了不知多久,我一直立著,後來兩個看守走進來,我才發現他們離開了;很明顯,保釋無望。
再拍過吧,悔過書亦要重寫,姓史的後來說。重新拍了,悔過書又重寫,再交上去。那時候快過年,姓史的知道我擔憂到夜不成眠,大概想幫我,釋出了善意。我搞不清是因為意氣相投,還是別的原因,我明白他提審我,是按上級命令,而他有點同情我,想我得到保釋。甚至後來跟我表示,可以為我寫求情信,做擔保人,只要我日後必須配合。那時我只好相信,因為我確實別無選擇。
很奇怪,幾天後姓史的走來說,上面批准了。現在我們是細綁一起了,倘若保釋後,你棄保潛逃,我會被你害死的。我放下心來,鬆了一口氣。對於史先生的幫助,我當然衷心感激,並且答應他,以後必定跟他配合。但現在回想起來,事情有點蹺蹊,以我對史先生的觀察,我仍然相信他,只是作為一枚棋子,做成他跟我細綁起來的事情,看來是有人故意安排的。
我這樣說並非毫無根據,為甚麼北京突然派人對我漫(謾)罵一通?眼看保釋無期,有人知道史先生會仗義出手,那個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。他了解史先生,而史先生作為既是刑警也是個讀書人,讀書人有頭巾氣也就同時有同情心,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,如果史先生跟我綑綁一起,對我棄保潛逃的風險就少一分,因為我不能對幫助我的人不顧而去。比較其餘三人就更加明顯。他們都有親人在大陸,而我只有一個女朋友。我當時這樣看姓史的。除此以外,根據我後來看到的事實,整件事情還更有可怕的嚴密部署。
農曆年初,下了一場早雪。看著窗外時而綿密、飄飛的雪,讓人心情稍為開朗。史先生過年前,交我一份批准保釋通知書,不久可以出去了,但附帶條件是,不許離開中國。我當然高興,可以外面四處走,比終日囚禁好得多。下午醫生量血壓,我問寧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,他搖頭,幫我扎手臂。我說從未見過,可惜又不能觸摸。我又說原來這麼好看,確實比下雨好看多。有甚麼好看的,醫生微笑看著壓力計,一邊按橡皮球。我說雨只會直線下,而雪花會飛舞,如果凝視片刻,還會有種奇幻感。他大約覺得我少見多怪、童心未泯,朝外面看了看。這時雪下得更大,一片白濛濛。接著他解下扎帶,手臂的壓力消失了。女人你摸過吧,還未摸過雪?他笑著說,把器材收好,然後離去。
傍晚史先生過來,副手捧住些書。看封面顏色,我曉得是巨流出版物。桂先生對灰黑色似乎情有獨鍾,多數將封面設計成這種色,因而很易辨認。兩人坐下來,副手把書交給我。這些編者,你認識嗎?史先生問。我看看名字,不認識。另外這些呢?我接過來看,搖頭,不曉得,更不曉得他想知道些甚麼。我以為事情告一段落了,既然可以保釋,還有甚麼好調查的呢?他盯著我,有些疑心。我只好再說,事實上過去提審時,我已經表示過,我只是賣書的,出版是桂先生經手,撰稿人我不熟識。這些人當中,哪一個比較出名?這時副手問。我想了想,覺得把書排列起來,更容易解釋。我說這些編者都不同,因為全是杜撰的,巨流這些出版物,多數是拼湊,不好當真。我抽出《中央軍之變》和《中共高官色情報告》,這個李明編了前一本,不知銷情如何,為了保證銷量,後一本改為張三,很可能出自同一人。那內容呢,你看過吧?史先生又問。我根本不會看,我說,你明知不可靠,肯花時間看嗎?
我當時還不清楚,他們到底想查探甚麼,後來看新聞分析,有說因為桂先生預備出習近平情史,有人想阻止;有說某書泄露了軍方機密,想問出消息來源,於是把我們扣查。這些我不想推測,我眼見的是,大陸政府通過暴力手段,把香港一間小書店摧毀了。
真是度日如年,等過一星期又一星期,仍然沒有放人消息。一天下大雪,吃過早餐,醫生走進來,帶來一塊雪,我喜出望外,頓覺人情溫暖。第一次觸摸,原來又冷又硬又粗糙,跟女人肌膚差太遠。是車道旁撿來的,醫生說。守門過來看,本來不准帶硬物,由於醫生有特權,不好干涉,只得退回去。醫生叫我坐下來,幫我按脈,大概正常,沒說甚麼,接著就離去。我把雪放到淋浴地,返回座位,稍稍掀開膠墊,取出幾條線,又數起日子來。那是我被囚禁寧波第三日,從囚衣拆下的線。上面的橙色小結,共124個,即是四個多月。
下午史先生過來,說是要拍半身照,同來的不是副手,卻是個深圳舊相識。當我站起來,他拿著相機,另一隻手推我去牆壁,叫我站好,舉起相機就拍。每拍一次,閃燈就亮起來,而對著閃光,我就貶眼。他立即檢視映像,大約不行,因為每閃一下,我就貶眼,照片裏的我,全是閉著眼睛。史先生見他不行,接過相機,稍為調校,把閃光燈關掉,接連拍幾張,再查看,點點頭,表示拍好了。我返回座位,史先生走到門口,回頭跟我說,過幾天可以出去了,但要先留在韶關。我看著史先生消失後,才知道原來他亦是中央專案組。
【香港】
到了深圳北,打的落羅湖,剛好11點,當時可以過關,但陳處長說先吃飯,我不太為意。他們對深圳不熟悉,於是在僑社大院下車,揀了間小巷食肆。我吃得不多,走出門外抽煙,那時候透過玻璃門,警見陳處長迭迭看表,我意識到他們已約好,有人在關口,過關後會派人監視我。那時我仍一心一意,不當一回事,依照他們按排辦事;下午跟姐姐吃飯,傍晚找李波取電腦,明早返深圳。起程之前,姓史的跟我說,大約九到十二月,桂民海會判刑,我們可以放回香港,只要保持沉默,事情就告一段落。

經羅湖入境 按指示銷案

過了羅湖橋,當我被入境處職員截住,帶進小房間,受警方查問。同他們三人一樣,我按先前的吩咐:我來銷案。我現在很安全。我不需要幫助。
在便利店買了份蘋果,等待片刻,沒見姓史的和陳處長。拖著預備裝電腦的行李篋,走去另一間,依然沒見。過關前我們約好,如在第一間沒見,就在第二間,但到底是見面接觸還是裝作不認識?姓史的語焉不詳。我後來才明白他們擔心,怕被人拍照證明過境執法,會惹起悍然大波的。往後我見了傳媒,公開了事件,在灣仔警署落口供,翻看當時入境視頻,我是11點25分過羅湖橋,他們是11點55分出現,12時15分30秒現身入境出口。我以為他們已入境,就坐地鐵去白英奇賓館落腳。我曉得沿途有人監視,好幾次回頭,但似乎沒見。我後來索性不理,看見又怎樣?我無法證明,反正回去再待幾個月,人人都可以回香港,像過去那樣平靜生活。
然而當我在白英奇1207房,打開手機看新聞,已經有報導我入境,並且像他們三人接受警方問話後,不知去向。這引起我的好奇,雖說我早知事情鬧大,成了國際新聞,但我仍不清楚來龍去脈,不瞭解它的嚴重性。我急著辦的是見我的親人、我的老師。但賓館的電話不能用,手機也是。因為我問過管房,房間的電話有記錄,會出現賬單上,當我回去憑單報銷、或是證明我住的地方,確實是按他們要求,否則是會嚴懲的,而且我懷疑那部小米有追踪。我不能冒這個險。我去油麻地鐵想打電話,但不見。問職員,原來電訊公司取消了,現在人人有手機,哪個用?我到街外到處找,窩打老道有兩個街亭,但電話都壞了。附近有家小書店,是同行,認識快三十年,我知道他會借我。跟姐姐約了時間吃飯,再給老師電話,接電話是他的女兒。問情況,沒事,身體還好。我稍為放下心來。我本打算飯後立即探望,但時間不夠,去屯門來回至少三個小時。
飯後去北角取電腦,站在地鐵車廂內,幾個學生談話,展露笑容;有些人低頭看手機;一個孕婦上車,有人讓座;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,蹲在一旁將包裹分類。人人都無拘無束,不像我被人跟蹤、被人操控。我到底怎樣啦?人在香港,依然失去自由。他們欺人太甚了,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,又被限制在韶關,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,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。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,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。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,原來號碼被註銷了。他們一直欺瞞我。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。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。他們憑甚麼跟蹤我、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?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。我開始感到氣憤。我不是香港人了。而日後更可怕的是,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,將來回港後,仍在書店工作,他還會跟我聯絡,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,通過文字或照相,他們要了解香港,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,以後要做他的耳目。天啊,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,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;我今天屈服,我將來只會做幫兇,令更多人屈服;我今天出賣靈魂,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;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,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。
怎麼辦?

喜歡被香港人擠推的感覺

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,不能轉身。但我高興,身邊都是香港人。自由自在的香港人。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,我將來依然被操控、甚至被監視。但我還是很高興,畢竟我身處香港,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,因為他們都有尊嚴。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。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,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,但我感覺到,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,會伸出援手,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,正被人逐片剝落。他們是會制止的。然後,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,最後歸還我,讓我跟他們一樣,做個香港人。
我檢視用膠袋和報紙包著的電腦,發覺李波拿錯了。或者說,是別人拿錯給李波。我那台電腦沒這麼笨重,我大概心事重重,沿途沒覺察到。如果我詐作不知,把這台沒有讀者的訂書資料拿回去,他們會追究的。我上次說謊,被姓史的知道了。但倘若我把電腦換回來,給他們帶去,我就成了出賣人的人。詐作不知不成,換回電腦帶回去又不行,我不知如何是好。事緩則圓。我想如果拖延一下,只要深夜才通知他們,今天來不及換,就可以多留一天,讓我有時間決定。
於是我發短訊,說現在去吃晚飯。(這之前我發過短訊,說已經拿了電腦)。姓史的回訊,說可以,後來又發了一句話,表示第一次來香港,沒覺怎樣興奮。我回訊跟他打趣:老兄又不是來出巡,是來出差的。我當時已起疑心,姓史的並非將我當朋友,他幫我求情的目的,不過做成綑綁的錯覺;如果我棄保潛逃,就會害死他,好讓我加重負擔。我到底不能出賣朋友。但如果是真正朋友,是不會要求朋友出賣人的。
我太愛香港了,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,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,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,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,儘管有些會騙遊客,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,替迷網(惘)的人指點迷津,雖然不太可靠,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,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,尤其是食肆擺通街,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,我喜歡到處香港人,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,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,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,我愛香港人效率快。
我舉起手機,喜歡就拍,我不擔心被跟蹤,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,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。
凌晨姓史的接到電話,有些慌張。究竟書店有幾部電腦?我說三部。有資料的是哪部?我用開那部。你用開的放哪裏?放枱頭。書店有兩張枱,是哪個枱頭?就是收銀的枱頭。書店兩張枱都可以收銀,是左邊還是右邊?右邊。即是去洗手間那個?不,是牆邊那個。你又說是右邊?我是站在收銀後說,你是從門口望,左右當然不同。清楚了,等短訊吧。
後來接到訊息,多留一天,明天下午換。

遭誤導 讓李波蒙不白之冤

我忘記第一次取電腦,是不是李波開門。應該是吧?但記憶中又不像,我跟李波談話,他太太後來才出現。我搜索記憶,想起第起二次去取電腦,李太一直在場。是了,第一次是李波開門,李太後來才出現,當李波說到被人帶上去,李太從玻璃房走出來,插話說,她發覺他失蹤了,那一夜她很恐慌。然後第二次談話,她一直在場。有些奇怪的是,第一次談話時間比較長,足足個半鐘,好像談得不多,往往說到書店的時候,我們就沉默。第二次時間更短,只有一個鐘,但談話內容卻更多。我們約略談過呂波和張志平。呂波目前在香港,幫他埋尾;張志平來過一次,返回東莞,沒有再回來。我們三人當中,張志平年紀最輕,我知道他當時嚇壞了,曾經哭泣。我在寧波聽到時,非常難過。於是又沉默。李波說書店被人收購了,昨晚看手機,我都知道。然後李波說那些書,已經送過深圳,全部銷毀了。這個我沒留意到,報導好像沒有提。李波又談到跟人上去的事,李太又插話,那一晚他跟了幾個人,她後來發覺他失蹤了,當她打開抽屜,看見他的回鄉證(當晚我再看手機報導,她略過不提鎖匙不見,最後找人打開),心更慌。我看著李太的表情,猶有餘悸。李波後來又表示,事情很快過去的,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,大家會沒事的。
我當時心不在焉,沒記住李波原話,究竟是被帶上去、跟人上去、抑或被脅迫上去。似乎不太重要,因為意思差不多,都是在不情願下上深圳的(他的不願意,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傳媒訪談,那是很清楚的,他明白表示不會返大陸)。我有時看那個手拉篋,我一進門就立刻換掉,把我的電腦放進去,我怕忘記。那部電腦現在成為負擔。我不曉得該如何做。我記掛住這事,忘記問李波,裏面的讀者資料軟件是誰交給他們的?我當時還沒注意到,他是12月30日被失蹤,我後來根據傳媒報導,11月12日書店已易手,頂讓與姓陳的。當時我還在寧波單獨囚禁,約莫是11月底,姓史的打開讀者資料給我看。這樣對照來看,當時書店已轉手,把軟件交上去的,該是那個姓陳的。後來我見傳媒,有記者問那份軟件是誰交的,我說應該是李波,我根據的是姓史的說話,後來有人指責李波出賣讀者。我現在查證起來,實在太輕率了,我沒有查證就按照姓史的說法,表示是李波。我被姓史的誤導,讓李波蒙受不白之冤。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誤導的情況下,也要向李波道歉。儘管我當時來不及、也確實沒有時間查證。
我心煩意亂,面對李波和李太,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,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;而明天,我就是第二個。
我盡量表現輕鬆,姐姐叫我多吃些。晚上太子酒樓座無虛席,門外有人等位。人聲喧嘩。鄰桌特別高興,有人起身敬酒,受敬的不好怠慢,立即回禮。聽得出是同學聚舊,說些中學時的趣聞。背後有小孩玩手機遊戲,不知是賽車還是過山車,聽著似引擎又像鐵軌磨擦聲。姐姐問我這次回韶關是不是還住酒店,我點頭,說過來時,沒有退房,有些衣服書籍仍留那裏。然後姐夫打開手機讓我看,有時是些聖經章節,或者格言。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時入了教,這幾年時常跟我講耶穌。要信教呀,人信教就會向善。姐姐語重心長。我當然認同。但人不信教也會向善,我笑了笑。姐姐搖頭,幫我挾餸。我看姐夫的手機,屏幕一張小相,一隻精緻藍茶杯,杯沿擱朵白菊花。上面說:態度對了,幸福就來了。
送姐姐上巴士,隨後轉入砵蘭街,經過朗豪坊。那天是閒日,如果是假日,晚上八點多,該是人頭擁擁(湧湧)。向油麻地方向行,有時轉進上海街,又走砵蘭街,我想盡量多看,不捨得離開香港。
隨著人流向右走?上扶手電梯到地面?如果恰好車到,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?我忽然想抽口煙。把行李篋推向前,摸索銀包。四處是人流。出了閘口,不知往哪方向走。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,穿過通道後,才發覺走錯路,盡頭兩邊只有樓梯。往右面看,幾個人坐梯級口,大概正小休,不想返轉頭,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。
抽了第一口,覺得時間不太夠,接著第二口。我看看表,12點45分。最好把手機關掉。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,人來人往。左邊稍遠,有幾個地鐵閘口,旁邊有些小賣店。有人過來抽煙。垃圾桶上的煙灰兜,積滿煙蒂頭。我再看表。那人抽幾口,拋下半截堙(煙),轉身就走。羅湖橋那邊,有人正等。如果我遲到,史先生不會斥責我,這我知道。陳處長大概也不說話,但會記住。
陳處長說你不太合作,李太說。
怎樣不合作?沒有回答。
昨天跟李波談話,才知道陳處長是他的提審人。我搞不清楚他們何時見過面,聽李太的語氣,當時也在場。我在韶關時,見過處長兩三次,然後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,分開過關。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,不太可能最近見過他,但李太不會突然無緣無故舊事重提,而且只有一句話。莫非他們剛剛見過面?我想起手拉篋的電腦,我拖延時間這件事,可能讓他覺察了,他很可能昨天親自去書店取,並且大模斯樣,因為書店已易手,再不是李波的。他們很可能早上才交收,談過話。李太不好直說,於是暗中提醒我。
站在和煦的陽光下,我打了個冷顫。這次回去死得了。

北上前半口煙 決改變行程

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。那六千個示威遊行、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,讓我非常感動。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,多數沒交往。他們走出來,純粹是伸張正義,不值大陸所為。那些人太囂張了,目無法紀,超越了香港人底線。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,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:人權不容侵犯,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,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,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。
他們是榜樣。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。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,公開整件事,不但讓香港人知道,也讓全世界知道,大陸政府違反承諾,正在破壞一國兩制。
然而不行。我的女朋友在大陸,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,被保釋候審,尚若我見傳媒,公開事件,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。還有李波呢。他們惱羞成怒,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,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。姚文田就是這樣。我熟識他,一個和氣的文化人,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,就栽臟嫁禍,判了重刑。不能這樣。我不能不顧他們。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。我不能不顧及他們。李波說得有些道理,事情很快過去的,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,大家會沒事的。我只需保持沉默,回去韶關待幾個月,就像姓史說的,等到九至十二月,桂民海判刑後,我們放回香港,事情就結束了。
但不能這樣呀,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,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。我拖著行李篋,走到閘口,開始跟自己說。我要抽一口煙。抽半口就夠了。我不再看表。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。有人可能白等。我下不了決定。我返回剛才的地點。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。我不能這樣做。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。我下不了決定。然後我記起一首詩,那首舒巷城的詩。我年輕時讀過,那首屈膝的書枱。我還記得在《海洋文藝》讀到的。我翻書不比別人少,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?
我拋下半截煙,改變行程。

買下書店作監視點

【補充】
後來有些傳媒問我,想瞭解細節,他們幾乎甚麼都問到了,但疏忽了一件事。
為甚麼那些人頂讓了書店,又讓它空置?銅鑼灣書店月租4萬,我知道簽了兩年約,兩年共96萬,加上找人代辦費,應該超過100萬。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錢,但總不會白花吧?我引用前文:「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,將來回港後,仍在書店工作,他還會跟我聯絡,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,通過文字或照相,他們要了解香港,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,以後要做他的耳目。」明白嗎?那些人賣(買)下書店的目的,顯然易見,就是作為一個監視點,將來監視香港人。
夠可怕吧?這種嚴密部署。我想未算可怕,尚使大多數香港人,面對大陸強權侵犯,我們仍然不聲不響,默默承受,甚至事不關己,冷眼旁觀,恐怕更嚴重的事還會發生;他們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毀一家書店,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毀我們每一個家庭。
【多餘的話】
寫完最後一段,快深夜了。走到窗前,避風塘倒映的路燈,浮游不定。右邊的民居,萬家燈火。不遠的天橋上,兩列地鐵透著燈光交錯駛過。下面疏落的汽車,沿彎形的高速公路,像田徑奔跑的運動員,繞出優美的弧形。
我想起《老人與海》一句話: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。

林榮基
寫於安全屋2016年7月29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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