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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0月26日

氣短集︰支那鬱結與白種人崇拜
(練乙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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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十八世紀的政治漫畫對華人的描述相當尖酸刻薄。互聯網

立會DQ事件餘音未散,宣誓儀式又生風波。事源青政兩議員以「支那」的英文發音讀出就職誓辭裏的China一字。社會對此頗有反應,不只當權派,一些歷史學者以至個別民主派也反彈,認為無必要出言侮辱國人。不過,這個指控明顯過了頭。梁、游二議員這次說的不是「支那人」而是「支那」,所指對象不是中國人,也不泛指中國,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的那個「中國」,對準的是北方政權。除非認為那個專制政權足以代表中國人,否則,批評者對兩位議員的責難是「吠錯了樹」。
「支那」一辭帶嚴重貶義,的確沒錯,很多中國人對這個辭的政治用法十分忌諱、反感,聽到之後反應特別大。清末以來,一個看罷熱鬧還搶着吃革命黨人血饅頭的人民,的確需要有這麼一個能引起憤恨的語辭不斷刺激,才能調動起來打仗、離鄉背井上前線為國捐軀。
坊間對這個辭的忌諱和反感的一般解釋是「以『支那』藐稱中國的日本,曾經野蠻地侵略中國」。然而,這個解釋不充份。近代史上,英國也曾野蠻地侵略中國,對中國和中國人幹下的壞事,絕對不少於也不輕於日本。但奇怪的是,英文China一辭,不僅與「支那」同源,在英國,五百年來其背後涵義及變化,亦與「支那」一辭在日本一模一樣,國人卻甘之如飴。何解?
從十四到十九世紀初,即《馬哥勃羅遊記》發表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夜,歐洲人包括英國人,每提起Cina、China、Catai、Cathay,一種對禮義之邦和先進物質文明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。可是,英國社會在維多利亞女皇治下(1837-1901),China一辭卻越發帶有輕蔑;英國報紙雜誌提起China或Chinese時,語氣會讓今天中國人聽了難受得比給罵粗口還甚。
變化主因之一,當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敗給英國。這跟「支那」一辭,在日本於甲午戰爭打贏中國之後,常用語意從中性或略帶褒義一變而充滿輕蔑,如出一轍。
以十九世紀英國上流社會最愛讀的時評雜誌《Punch》為例,所刊登的政治漫畫,把中國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在英移民描繪得非常醜陋,旁白用的文字,更十分尖酸刻薄,Chinaman、Chink等字眼,比比皆是,例如指控華工喜歡虐待婦孺、題為「給若翰支那人的一個教訓」(1860)的這一幅:

英日二帝哪個更壞些?

若論十九世紀分別由英、日兩國發動的兩場侵華序幕戰,對中國造成的災難,前者比後者尤甚。第一次鴉片戰爭,在國共兩黨的近代史觀裏,是劃時代的;中國從康乾盛世一下子淪落到給列強瓜分的局面,嘉道守成結果守不住,這一仗是轉捩點。對外失利而內患生,未及第二次鴉片戰爭,太平天國之亂已起。由此到日清甲午之戰,中間過了五十餘年,其後的清皇朝已日薄西山,維新後的日本打敗清國,不過是趁機撿了便宜。故若撇開自身腐敗因素不談,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篇,開篇及其後半個世紀的發展主線,都是英帝手筆。
戰爭的起因與影響也迥然有異。中日開戰是雙方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(列強侵華之前,中國也是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國家)。英國對中國開打,則是為了鴉片與貿易利益,影響很直接。中國人吸鴉片,十八世紀初已非常嚴重,從用來止痛治病變成一種上癮成癖的大眾嗜好。早期「洋煙」主要來自南美,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輸入台灣之後,再轉口進入大陸沿海各地;台灣人發明的煙槍吸食法在大陸流行之後,更導致用量大增。(見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遺著《重讀近代史》142頁。)
英國當時見有機可乘,於是藉口自由貿易,反對清政府禁煙並乘機挑起戰爭;得勝之後,印度鴉片輸入遂源源不絕。此後中國不僅無可用之兵,更無可用之將;甲午海戰中方北洋艦隊主力艦定遠號管帶(艦長)劉步蟾,便是煙癮大得在艦上吸鴉片出名的。百年積弱,到後來二次大戰,日本軍隊在大陸予取予攜,英國不啻是罪魁禍首。
至於《南京條約》和《馬關條約》,兩者對中國都十分嚴苛,傷害難分軒輊。《南京條約》割去香港島,《馬關條約》割去台、澎。前者人口少,由英國佔領一百五十餘年;後者人口較多,由日本佔領的時間則較短,只五十年。賠款數字是後者高,但原因之一是隔了五十多年,大清銀元含銀量下跌了一大半。
當然,論者可以舉出很多英國或英國人百多年來的對中國有益、友善的例子,試圖證明英帝比日帝好。例如,孫中山倫敦遇難,便是英國朋友和英政府協助化解的;中國很多留學生到英國學習,回國後的貢獻很大等等。但是,對中國好的方面,日本也不遑多讓。
孫文革命,日本人出了不少力,光是一個梅屋莊吉對孫氏的財物資助,足夠寫一本書,以至後來孫氏以國父之尊,稱梅屋氏為革命的「賢母」。日本更培育了大批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,後者從日本的翻譯文獻間接學得很多西方知識,包括政治學、社會學和生、化、醫等科學;今天,這些學問裏的中文基本術語,大部份來自日本學者從西方原文翻譯所得。

魯迅vs郁達夫

「支那」一辭在國人意識中開始變壞,大約是上世紀五四運動之後、二三十年代國民政府跟日本的關係變壞同步發生的,但起碼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裏,對「支那人」這個辭的感覺,當時仍因人而異。
以魯迅為例,中共電子版《全國黨建雲平台》十年前有一篇談魯迅的文章這樣說:「魯迅先生在他去世(1936)前十四天發表的《「立此存照」(三)》結尾語重心長地說道:『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譯史密斯的《支那人氣質》來。看了這些,而自省,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,變革,掙扎,自做工夫,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,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。』」史密斯即美國傳教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,他那本書《Chinese Characteristics》,大陸後來翻作《中國人德行》,但魯迅沒把Chinese硬性翻成「中國人」,反而是在書名裏用上「支那人」一辭,儘管那時已是「七七事變」前夜,日本控制了整個東北,滿洲國也成立了四年。
對「支那」一辭的認知和魯迅幾乎相反的,是跟他同時期的郁達夫。郁跟魯迅一樣,也是留學日本的,而且更是個風流倜儻的情種,追求過不只一個「大和撫子」(溫柔穩重並具有高尚美德的日本女性),可是都沒有結果。這在他其後寫的小說《沉淪》裏有強烈反映,提到「支那人」,既自卑亦復悲憤:
「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,心頭便亂跳起來。越想同她說話,但越覺得講不出話來。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,便輕輕的問他說:『你府上是甚麼地方?』一聽了這一句話,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,又起了一層紅色;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……。可憐他又站在斷頭台上了。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,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。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『支那人』,這『支那人』三字,在日本,比我們罵人的『賤賊』還更難聽,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,他不得不自認說:『我是支那人』了。」
然而,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跟日本女子成婚的不算少,個別人的負面經驗不能作準,寫成小說更不一定靠譜。《書屋》𤳙二年第九期的一篇題為〈閒話晚清以來的中外通婚潮流〉的文章,指出醫學家湯爾和、陶晶孫、財經專家吳鼎昌、殷汝耕、軍事學家蔣百里、法學家方宗鰲、數學家蘇步青、文學家郭沫若、田漢和魯迅的兩個弟弟,都娶了日本女子。如果這些人都留學英國,不見得都能夠奪得「英格蘭的玫瑰」歸。
可是,由始至終,英文中的China一辭,儘管與「支那」同源,卻在普通國人以至國家統治者的心目中安然無恙;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國共兩黨組成的政府,都沒有要求英國及西方列強以其他無貶義方式(如以「中國」一辭的各種拼音Chung Kuo或Zhong Guo)書寫「中國」。國人聽到英文Chinaman一辭時的反應,縱不悅也遠不會如聽到「支那人」那樣狂飆。這個分別,單從歷史事實找不到滿意解釋;筆者試圖提供另類看法。

對白種人有洪荒敬畏

國人對西方白種人始終有一種「洪荒敬畏」,無論怎麼憎恨,始終「留有餘地」,因為潛意識裏認為他們的文明比我們先進,男子比我們的強壯,女子比我們的性感。日本呢?「自古以來」就是中國文化的學生,近代先進了也不過是學人家的,男的比我們矮,女的溫順一點而已,都沒甚麼了不起;大不了跟我們打個平手,搞不好又給我們「迎頭趕上」。於是,聽到China,國人完全可以接受,還以之放在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裏;但聽到「支那」,便無明火起,馬上要全民聲討,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,如此才得心理平衡。
這個理論後面的道理,可以拿另外兩個虛擬例子來顯示。董建華可讓人稱他CH,但寫作䉪𤧹𥫩則他老人家會期期以為不可。同樣,梁振英給人呼作CY會覺得很高級很專業很潮,但莫說書寫,就以無口音日語叫他䉪𡡞䈑,他便可能會出律師信告你。

練乙錚

練乙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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